那些年读中学的那些事散文
四年中学的青春时光是短暂的，是我人生中一个小站。在这小站中，我从记忆中寻找出一些尚没有忘记的事儿，也许不值得老实地述说，但一些如我知命的过来人可能愿意浏览一下。
——题记
【一】
一九七七年九月至一九七九年七月，在故乡——深沃大队（村）读完初中（两年制）。我十七岁了，地点在新村（1958年炮轰金门，浯屿岛渔民避难时新建的其中一幢）一楼。那是大队自办的初中。因整合资源，邻村十几个学生陈永国、学全、建全等也来读初中。
初中老师有数学老师王永和，语文老师（民办）黄志勇，物理老师（民办，现是某小学校长）陈跃辉，等等，校长由小学校长王国辉兼任。
那时候，读初中，我记忆中是混日子而已。只是我的语文学得比数学尚好一点。初一学年，县里统考，我捧着铅印考卷，连一题都不能做。班里三个同学数学考“0”分，我是其中一个——黄志勇老师戏称是“光荣称号”！这恐怕是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”的，呵呵，我的梦想不适合做陈景润人物。中学阶段，我的数学一直是一般般，七八十分居多。一次上数学课时，有个高个子的女老师蓝英讲课，说话节奏快，像打机关枪似的“咯咯咯”直响，我听不进去，其它同学也一样。有调皮的同学手持竹杆子，尾巴系草鞋，在课堂明目张胆地摇摇摆摆——像垂钓，把老师气晕了，这个学生被气红脸的蓝老师拖出教室。背后有同学议论她这个那个的，她常被无理取闹学生气得暗自哭泣。我想，那年头怪不得有的老师要改行，可能不想面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们。我现在想起她，觉得那时这些同学太没个数了。
黄志勇老师，教初一语文、物理。他天生好口才，有时会讽刺学生。我记得他板书写字好像是一种隶书，我那时学了一阵子，可是学坏了，不像。
上初二时，校长王国辉教语文，他被称“粗人”，不是好惹的——不听话，他会动粗。晚自习时，我们三五成群，按时到校。大部分同学听课、作业、预习和复习，马马虎虎能完成学习任务。虽然学习成绩不很好。
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不是俊杰，待到准备考高中那些日子，我才用功，想拼搏了。多么想读高中啊，那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是算是前茅的。农村的，如是学得成绩不好的，难受不如去放牛啊来得简单。
老师们很认真备课、讲课和进行复习辅导。陈跃辉老师教物理。这是一个教书很认真负责的老师。备考高中时，他经常到晚自习时来给我们辅导物理，他想让我们多几个考上高中。
那时班长是王和国同学，是个高个子，黑瘦的身材——外形可能有点像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，他生来身体虚弱，有点呆滞、木讷。但为人诚实、厚道。我常到他家里晚自习，我喜欢和他在一起。只有这样老实、爱学习的人，才能与我好好复习备考。尽管他家里房子小，东西放置杂乱，甚至于房间有一股异味道。
如没有去学校晚自习，我就到班长家里，或单独在自家的'煤油灯下自习、复习。这使我不由得想起最近媒体报道，一位不搬迁农户被断电靠点着煤油灯八年里培养出了四个大学生。我们这个班十三个同学参加高中升学考试，考上四个。记得我的语文考53分，数学好像26，理化33分，总分是155分，这种成绩在当时考高中是中等水平，天啊！农村没有多少爱读书人啦。
村里家庭生活条件好的几个同学他们都放弃了，也许平时成绩相对不好，也许“读书无用论”影响吧。班长王和国同学因基础差一些，或身休原因，没能考上。至今还没娶媳妇，我近期回老家常找他闲聊。
考上高中，是我的梦想，终于如愿以偿。这对于我今后人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，没有上高中，就没有了今天！——尽管我还是小人物。我还要感谢我的初中老师们的辛勤教导！感谢我的班长同学王和国帮助！感谢父母兄弟对我学习的支持！感谢自己的努力！
但我家庭生活比较困难，要到镇上港尾中学——读高中，一二十元学费也成问题了。
【二】
我说过，读初二时，才觉醒似地发奋学习和复习，村里十三人参加中考，我是考上高中的四个同学之一，我感到很荣幸，乡亲们应该替我们几个“秀才”高兴才是。我到了离开村二十多里闽南九龙江入海口的狮山角下的港尾中学——读两年制的高中，那是1979年9月，但对那时我的家庭困难境况来说确实是不容易的。一学期不到二十元的学杂费是家里筹借来的。读高中时，我二姐夫去看我时给我五元零花钱，我记他一辈子！寄读学生，洗锅几片菜汤一份才三分钱！
那个时候，乡亲们可能有点受“读书无用论”影响，但我的父母一辈子受了不识字之苦，特别是母亲非常支持我读书，希望有天我能跨出农门，不去“修理地球”，摆脱贫困，“支撑门户”。
我清楚得记得，那个年代，考上大学——大专才二三个，我对港中考上了大学的几个师兄，十分羡慕。我相信其它同学应有同感；绝大部分同学只考中专（技工），我们应届才考上一个——我的同桌：许和平。这位同学现在财政局工作，他常对他上高中的儿子教育说：“当时港中全校宿舍最晚熄灯——还在学习就是我！”我没有他那么努力刻苦，但也尽力了。
我不由得想到几个学习和生活的事，在这里述说。
一是读高中老师的事。语文老师是陈八凯，数学老师是高亚水，化学老师是苏允文、蔡叶章，物理老师是敦奔来；还有一个六十多岁文革受批斗后被平反的江老师，他讲课时假牙会脱落地下或手心，又急忙捡起塞进嘴里，不注意是看不到的；政治老师是蔡顶林。英语老师是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家，听说当过日本的翻译。还有一些老师记不起来。对于老师做人教书如何，我不想妄加评论，学生给予个别老师取什么绰号，有的闹出一些笑话我不想说了。我要感谢老师们的传道授业，他们永远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！
二是学习的情况。我读高中时，语文、政治、历史平时成绩八十五分以上的，数理化一般化。英语基础差点，成绩不理想。但总分还好，所以在高一下学期被分到重点班。高二上学期文理分班，我选择读文科。我有个梦想，好好读书考试，以后当个记者或作家，像鲁迅写杂文。但读文科班不久，学校不办解散了，因为好的老师几个被调整到所谓重点一、二中学去了。我家庭没有那个能力让我去读好中学了。
三是生活上的事。到港尾中学寄读，米和菜要自带。一星期七斤大米；菜要煮得咸一点，瓷瓶盛装，吃完要盖紧（怕坏了），可用一周（经常有各类小鱼在里面，这要感谢我的父亲在家海边抓的），还有带一些地瓜。这些东西都是要挑担子走路上学的，偶儿也搭乘公交车，车费三毛钱。
我们几个同村同学王龙辉、蔡国水、洪明泉经常一起走路上学和回家。一路上，边说边笑不亦乐乎。高一时基本上每周末回家一次，高二两次。这里有个趣事：赶路上学、回家追老乡的拖拉机——当时主要农村交通的生产工具。常遇到好的、乐于助人的，让我们搭乘，只要我们挥挥手示意他停车；有的不愿的，开得快，还回头看我们有没追上，好讨厌！我在三十年前日记上写了七八百个文字——读书回家等车追车的苦乐事。我家里给的生活费好像一星期三五元钱吧。搭公交车来回要七毛钱，这够一周的菜汤费用，所以想搭乘便车，省点钱。
我又想起读高二那年夏天没钱买蚊帐被蚁子攻击的事。我睡双人床上铺，蚁子从三两只，聚集到成百上千只吧，来围攻我的头，我受不了打击，我把邻床建明同学的蚊帐拉来蒙上头，头部恐怕是伤痕累累，下床跑到外面空地上仰望星星和月亮——“为什么蚊子这样欺负我啊？——我的妈！”眼有泪光吧。我现在不由得想到母亲为了儿子能继续读书复习，低着头眼含泪水，出去找人借十七块学杂费的背影！
1981年6月参加考试大中专考试，我落榜了。我回炉复习准备再考但又落榜，再回校复习不到半学期，1982年10月我光荣去当兵了——因为那里也许是人生另一个前途光明的天地：火热的军营，迷人的军校。
我不能忘却念中学时那些老师！那些同学！感恩支持我学习的父母和兄弟姐妹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