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埕老市散文
人分三六九，七十年代的乡村小隅也概莫能外。
大埕市里的头等人是公家人、工作人，是非农业户口、不用下地、吃商品粮的人。这些人与刚从地里挖来番薯或从海里捕来鱼虾，匆匆就地一摆就吆喝叫卖的农民、讨海汉不同。他们明显地要体面、从容，甚至高贵一些，走路时总让乡里人认为抬着头，因为他们总不必象挑了重担要低头看路的其他乡亲。
他们先是每月可以从公家的粮店里买四两油、30斤米面，后来油多一点，米却又贵一些。但怎么贵，公价也不到市价的四分之一，而且关键不是这个。
在那个年代的大埕，一个人如果有了居民户口，就会人人都羡慕。这类人的自豪感、幸福感和乡里人对他们的认识，大概要相当于现今在广州二沙岛上住着一套别墅，又还另有一套空着，或是年薪过百万又工作轻松且受人尊重。至于一夜之间中了数百万大奖的，则不能比。因为此类幸福既不可预期，也不能持久，更没有光荣感，不似当时的食公粮的工作人，睁眼闭眼都会让人感到高兴、满足，前程可期。
有这样身份的姑娘小伙，连亲事都不用操心。甚至连长相一般的也不用发愁。我就见过一个很富态很白的有工作的姐姐嫁了一个俊小伙，也见过一个长相粗粝的男子娶了一个高个又停匀得当的俊姑娘。但乡里人都还固执地认为，俊小伙和俊姑娘，“命过好”。
人就是这样。1949年才刚刚站起来，一个居民户口制度就又让自己趴下了。谁叫世事、劳作如此不轻盈。
市场里头大大小小、朝着东西南北的店铺，有不少是公家开的，靠东近我堂伯家的一间稍小。屋子不高，柜台很矮，很合我们小孩子来这里打酱油、买腐乳。店铺前头开了一排窗，作为门面。门面中间一根柱子自然分隔，东头买火柴、手纸一类，西头卖酱油、腐乳一类。门面上用一片片竖起的木板来回推拉、卡扣在上下的地槽、天梁之中。早早地，开铺的人就将一片片有些年月的、老色的木板取下，铺面就告开张。
这铺里有两个公家人，一老一小，一男一女，都不怎么高，行走在柜台后面与屋子里一切很相称。
男的是个老人，就是平仪他爷爷。平仪一家住在小溪前的一间摆满祖宗灵位牌的公厅两侧。他爷爷看起来很平和、老实，不象农家人粗犷，也不象生意人精明，皮肤有些白，看起来真个账房先生。虽然平仪他爷爷是个工作人，但平仪他奶奶、妈妈、爸爸和三个兄弟却没有居民户口。他妈妈读过书，身材高大，行动象个男子。他父亲是入赘的，则此消彼长般，几乎让我没有印象。
按当时的规矩，他爷爷的职位是可以顶职的。但他妈妈一天里头早出晚归，不是下田就是上山，似乎不作此想，他父亲一般不考虑。平仪的父母就象英国的王储，似等着又不似等着，眼看就过了继承的年龄和时间了。
我小时似乎听说过他爷爷的职位要顶给平仪三兄弟中的一个。只是平仪三兄弟在村里平时象三条好汉。干坏事没听说过，却一点他们读书的印象都没有。是不是三兄弟都想着有爷爷的职位可以顶，不得而知。好在他们做起田里的活来都很有力气。
世事如棋。待到平仪一家真的决定要他大兄顶职了，却改革开放了，政策一夜就改。这让平仪一家一时十分无奈。
小店里的女店员，十九二十岁，皮肤白白，脸圆圓，有点点胖。在那时的大埕乡，女子长得不粗鲁，白而有点肉，就几乎占尽了同龄女子的风流。但这个店员并不骄傲，总是笑笑，态度又好，见到辈份大的就叔公婶婆地叫。她打酱油、打酒时，用一个用竹节做成的量具，一下一下地顺着漏斗灌进大小和样子各式不同的瓶子里，就象后来古文里说的卖油翁。有时，则用筷子从一个矮瓮里小心翼翼夹出一块块红红的象小砖头一样的`豆腐乳，或是放在人家带来的碗碟里，或是用一张纸包好，递到人手里吩咐人千万扶好。遇到熟悉的或自己喜欢的小孩，就悄悄地将一桶酱油分成两大半桶地给，或是在按块卖腐乳时将不小心夹散的两大半块当一块给了人家。偶尔有多事的老单身汉喝了个半醉来打酒，量好了给他总说少了。姑娘就会说那重来，就又倒了重来。每次舀了满满一桶便问来打酒的，阿某某叔够了没，还笑笑，几个来回也不气不恼，老单身就不好再耍，怏怏地走了。
没人的时候，她就坐在东头的柜台前，将一分二分的硬币垒得高高的再用白纸卷成条，一边卷一边与店前行走的乡亲熟人打招呼，或是起身卖些东西。在夕阳之下，与外边匆匆而杂沓的行人相比，她的样子娴雅极了。
但是，这样的好日子，却很快地就离她而去。
就连她南头的大食品店子，西头的几乎横跨了半个市场的大日用店，也由上面通知要改革了。
于是，有门路有本事的人就自己承包了。其他的人说是还是公家人，实际上就是自谋出路了。
自谋出路的人，有的隔天就挑起粪桶，卷起裤腿，下地干活。在乡亲和他们自己看来，他们本来就从土地中来，如今回到土地中去，没有什么好惆怅的。
有的则隔天卷起铺盖就走，说要到广州、深圳去，不出点人样就不回来。
嘴硬的还说，难道还不如几十年前，阿某某叔公兵荒马乱中，远渡重洋！
